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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女人,在春风里迎来自己的节日

巴金故居 202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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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妇女节快乐


春光烂漫,莺飞草长

在这个美好的3月

第111个国际妇女节如期而至

这是一个有独特意义的节日

全世界不同的地区

庆祝对女性的尊重、欣赏和爱意

庆祝女性在经济、政治及

社会领域的成就

无论你是20岁还是50岁

无论你有着怎样的社会身份

单身或结婚

是女儿或妻子或母亲

是医生或护士或教师

在这些标签之外

你都是一位用心生活的女性

是完整的自我

祝你节日快乐


在作家的笔下

也有很多善良、坚韧、勇敢的女性形象

在这个美好的节日里

小编邀请你一起赏读

七位现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

冰心、杨绛、张爱玲、舒婷、

毕淑敏、王安忆、迟子建

也看到作家们作为女性

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思考

看到那些丰富、独立、

从容、可爱、生动的女性们

看到“她”的美丽和力量


冰心


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 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写了14个女人的事,连带着也呈露了我的一生, 我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云,烘托着这一天的晶莹的月!


我对于女人的看法, 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稳静,很健全。她既不是诗人笔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恋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动物。不过她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


在各种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极端。她比我们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若没有女人,真不知这世界要变成怎么样子!我所能想像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 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选自冰心《关于女人》)

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一切的不宁都恢复了。我暗地惊叹,三年之别,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练达人情的话,居然能庇覆我!


这两天来,不知为什么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是我童年游伴之一,虽然在一块儿的日子不多,我却着实的喜欢她,她也尽心的爱护了我……


她们窃窃议论我的天足,又问六一姊,我为何不换衣裳出来听戏。众口纷纭,我低头听得真切,心中只怨余妈为何就这样的拉我出来!我身上穿的只是家常很素静的衣服,在红绿丛中,更显得非常的暗淡。


百般局促之中,只听得六一姊从容的微笑说:“值得换衣服么?她不到棚里去,今天又没有什么大戏。”一面用围揽着我的手抚我的肩儿,似乎教我抬起头来的样子。


我觉得脸上红潮立时退去,心中十分感激六一姊轻轻的便为我解了围。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一切的不宁都恢复了。我暗地惊叹,三年之别,六一姊居然是大姑娘了,她练达人情的话,居然能庇覆我……


金色的斜阳,已落下西山去,暮色逼人。余妈还舍不得走,我说:“从书房出来,简直就没到西院去,母亲要问,我可不管。”她知道我万不愿再留滞了,只得站起来谢了六一姊,又和四围的村妇纷纷道别。上坡来时,她还只管回头望着台上,我却望着六一姊,她也望着我。我忽然后悔为何忘记吩咐她来找我玩,转过麦垄,便彼此看不见了。——到此我热烈的希望那不是最末次的相见!


回家来已是上灯时候,母亲并不会以不换衣裳去听社戏为意,只问我今天的功课。我却告诉母亲我今天看见了六一姊,还有一个美姑娘。美姑娘不能打动母亲的心,母亲只殷勤的说:“真的,六一姊也有好几年没来了!”


十年来四围寻不到和她相似的人,在异国更没有起联忆的机会,但这两天来,不知为何,只常常想起六一姊!


她这时一定嫁了,嫁在金钩寨,或是嫁到山右的邻村去,我相信她永远是一个勤俭温柔的媳妇。


山坳海隅的春阴景物,也许和今日的青山,一般的凄黯消沉!我似乎能听到那呜呜的海风,和那暗灰色浩荡摇撼的波涛。我似乎能看到那阴郁压人的西南山影,和山半一层层枯黄不断的麦地。乍暖还寒时候,常使幼稚无知的我,起无名的怅惘的那种环境,六一姊也许还在此中。她或在推磨,或在纳鞋底,工作之余,她偶然抬头自篱隙外望海山,或不起什么感触。她决不能想起我,即或能想起我,也决不能知道这时的我,正在海外的海,山外的山的一角小楼之中,凝阴的廊上,低头疾书,追写十年前的她的嘉言懿行……


我一路拉杂写来,写到此泪已盈睫——总之,提起六一姊,我童年的许多往事,已真切活现的浮到眼前来了!



(选自冰心《六一姊》)



杨绛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


我们对女儿,实在很佩服。我说:“她像谁呀?”钟书说:“爱教书,像爷爷;刚正,像外公。”她在大会上发言,敢说自己的话,她刚做助教,因参与编《英汉小词典》,当了代表,到外地开一个极左的全国性语言学大会。有人提出凡“女”字旁的字都不能用,大群左派都响应赞成。钱瑗是最小的小鬼,她说:“那么,毛主席词‘寂寞嫦娥舒广袖’怎么说呢?”这个会上被贬得一文不值的大学者如丁声树、郑易里等老先生都喜欢钱瑗。


钱瑗曾是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某校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钱瑗。她像猎狗般嗅出这篇论文是抄袭。她两个指头,和钟书一模一样地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书,也和钟书翻得一样快,一下子找出了抄袭的原文。


一九八七年师大外语系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建立中英英语教学项目,钱瑗是建立这个项目的人,也是负责人。在一般学校里,外国专家往往是权威。一次师大英语系新聘的英国专家对钱瑗说,某门课他打算如此这般教。钱瑗说不行,她指示该怎么教。那位专家不服。据阿瑗形容:“他一双碧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像猫。”钱瑗带他到图书室去,把他该参考的书一一拿给他看。这位专家想不到师大图书馆竟有这些高深的专著。学期终了,他到我们家来,对钱瑗说:“Yuan,you worked me hard”,但是他承认“得益不浅”。师大外国专家的成绩是钱瑗评定的。



(选自杨绛《我们仨》)

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我大姊最严,不许当着孩子的面称赞孩子。但是她自己教圆圆,就把自己的戒律忘了。她叫我“来看圆圆头识字”。她把四个方块字嵌在一块铜片上 ,叫声“圆圆头,来识字”。圆圆已能很自在的行走,一个小人儿在地下走,显得房间很大。她走路的恣态特像锺书。她走过去听大姨教了一遍,就走开了,并不重复读一遍。大姐姐完全忘了自己的戒律,对我说:“她只看一眼就认识了,不用温习,全记得。”

我二姐比大姐小四岁,妈妈教大姐方块字,二姐坐在妈妈怀里,大姐识的字她全认得。爸爸在外地工作,回家得知,急得怪妈妈胡闹,把孩子都教笨了。妈妈说,没教她,她自己认识的。爸爸看了圆圆识字,想是记起了她最宝贝的二女儿。爸爸对我说,“‘过目不忘’是有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家雇用一个小阿姨名阿菊。她妈妈也在上海帮佣,因换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写个明信片告诉女儿。我叫阿菊千万别丢失名信片,丢了就找不到妈妈了。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头底下,结果丢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帮她追忆藏明信片处。圆圆在旁静静地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我们等她说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却背出一个地名来——相当长,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我待信不信。姑妄听之,照这个地址寄了信。圆圆记的果然一字不错。那时她八岁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记起了他的话:“‘过目不忘’是有的。”


圆圆识了许多字,我常为她买带插图的小儿书。她读得很快,小书不经读,我特为她选挑长的故事。一次我买了一套三册《苦儿流浪记》。圆圆才看了开头,就伤心痛哭。我说这是故事,到结尾苦儿便不流浪了。我怎么说也没用。她看到那三本书就痛哭,一大滴热泪掉在凳上足有五分钱的镍币那么大。

她晚上盼妈妈跟她玩,看到我还要改大叠课卷(因为我兼任高三的英文教师),就含着一滴小眼泪,伸出个嫩拳头,作势打课卷。这已经够我心疼的。《苦儿流浪记》害她这么伤心痛哭,我觉得自己简直在虐待她了。我只好把书藏过,为她另买新书。

我平常看书,看到可笑处并不笑,看到可悲处也不哭。钟书看到书上可笑处,就痴笑个不了,可是我没见到他看书流泪。圆圆看书痛哭,该是像爸爸,不过她还是个软心肠的小孩子呢。多年后,她已是大学教授,却来告诉我这个故事的原作者是谁,译者是谁,苦儿的流浪如何结束等等,她大概一直关怀着这个苦儿。



(选自杨绛《我们仨》)



张爱玲


凡是说“女人怎样怎样”的话,多半是俏皮话。单图俏皮,意义的正确上不免要打个折扣,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如何能够一概而论?


凡是说“女人怎样怎样”的话,多半是俏皮话。单图俏皮,意义的正确上不免要打个折扣,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脾气,如何能够一概而论?但是比较上女人是可以一概而论的,因为天下人风俗习惯职业环境各不相同,而女人大半总是在户内持家看孩子,传统的生活典型既然只有一种,个人的习性虽不同也有限。因此,笼统地说“女人怎样怎样”,比说“男人怎样样”要有把握些。 

记得我们学校里有过一个非正式的辩论会,一经涉及男女问题,大家全都忘了原先的题目是什么,单单集中在这一点上,七嘴八舌,嬉笑怒骂,空气异常热烈。有一位女士以老新党的口吻侃侃谈到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凌女子——这柔脆的,感情丰富的动物,利用她的情感来拘禁她,逼迫她作玩物,在生存竞争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风全是因为机会不均等…… 
在男女的论战中,女人永远是来这么一套。当时我忍不住要驳她,倒不是因为我专门喜欢做偏锋文章,实在是听厌了这一切…… 


诚然,社会的进展是大得不可思议的,非个人所能控制,身当其冲者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但是追溯到某一阶段,总免不了有些主动的成份在内。像目前世界大局,人类逐步进化到竞争剧烈的机械化商业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虽然奔走呼号闹着“不要打,打不得”,也还是惶惑地一个个被牵进去了。的确是没有法子,但也不能说是不怪人类自己…… 

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只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社会的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拣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 那是过甚其词,可是这一点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



(选自张爱玲《谈女人》)

关于进取心,她说:“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


所以我同苏青谈话,到后来常常有点恋恋不舍的。为什么这样,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甚至于我说出话来你都不一定立刻听得懂。”那一半是因为方言的关系,但我也实在是迟钝。我抱歉的笑着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点的时间,随便你说什么我都能够懂得的。”她说:“是的,我知道……你能够完全懂得的。不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能够安慰。”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


常常她有精采的议论,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写下来呢?”她却睁大了眼睛,很诧异似地,把脸色正了一正,说:“这个怎么可以写呢?”然而她过后也许想着,张爱玲说可以写,大约不至于触犯了非礼勿视的人们,因为,隔不了多少天,这一节意见还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我觉得很荣幸。她看到这篇文章,指出几节来说:“这句话说得有道理。”我笑起来了:“是你自己说的呀——当然你觉得有道理了!”


关于进取心,她说:“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我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外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吧,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选自张爱玲《我看苏青》)



舒婷


我如果爱你 /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致橡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像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舒婷《致橡树》全文)

有谁能说清楚母亲的味道是什么?如果形容,用个不太贴切的比喻吧,我的妈妈类似薄荷,淡绿,清凉,还有一丝中药的苦涩。


妈妈的味道


儿子两三岁时,每逢我外出开会,他会抱着我的枕头,眼泪汪汪地嘟囔:“妈妈的味道!”


我相信人类在幼年期,最先启动鼻子功能的应当是母亲的气息,就像母兽的气味之于幼兽,那是准确无误的坐标意味着安全和温暖以及抚爱。


1975年8月那个盛夏,我在鼓浪屿47号的“闺房”里晾晒整理衣服,拽出妈妈留下的红丝巾,心疼地看到它有些褪色了。把鼻子进去闻了闻,只剩下樟脑木箱的霸道气味。怅怅然回到书桌前,我断断续续写下:“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生怕浣洗使它失去你特有的温馨。”笔放下了,可心中的悲伤仍是挥之不去,直到暮色的淡墨晕染诗歌,爸爸招呼我上楼去吃反。我回望一眼妈妈的遗照,她的额发有一小撮是翘的,我总是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想代她抚平。都说照片不及妈妈生前美丽,但那忧郁的微笑,温柔的嘴角和若有所思的凝视,正是妈妈留给我最后定格的印象。


记忆中最动人的笑容莫过于妈妈的嫣然一笑,这就是童年时代的最高奖赏。仿佛我在普通话比赛中侥幸获奖,我在校际歌咏大会的昂然领唱,成绩通知单上的“红彤彤”,仅仅是为了获得妈妈那短暂的展颜莞尔。


妈妈的牙齿细密整齐,只是牙龈偏低,偶尔开怀大笑,就虚握拳头放在嘴边遮羞,像歌星扶着麦克风,那姿势有些可笑,却又令我向往。因为,当时我们的生活里,能让妈妈如此忘情的开心事总是鲜于遇见。


每个亲情至笃的女儿都在自己母亲的脸上汲取这种光辉,因而身心透亮,豁然开朗。妈妈的皮肤极好,雪白粉嫩,脖子细腻,肩膀光鲜。受妈妈的影响,我一直以为,好皮肤是女性美的先决条件之一。除了一瓶珍惜使用的雅霜,妈妈有时会从蛋壳里蘸一点点蛋清涂在眼角。鸡蛋是外公专享的下酒菜,妈妈在革命年代自创的护肤用品是最低成本的边脚料。


我和妹妹两人的衣服鞋袜已经使妈妈殚精竭虑,她便很少给自己添新衣服。舅舅的婚礼上,妈妈用旧旗袍改制了一件高领掐腰,对襟盘扣的蓝底红花夹袄,穿在略显丰腴的身上,满座宾客讶然注目,回头率要多高有多高。妈妈心里不无得意,回家路上,带着我和妹妹拐进照相馆,合影一张4寸大的相片。对这次心血来潮的奢侈,妈妈解释说:我们很久没有给爸爸寄相片了。其实也是给她自己的犒赏。妈妈刚过30岁生日,有3个孩子,哥哥都10岁了。而我们的爸爸正光着脊梁,只系着一条半截裤,在三明山区露天挥舞铁锹。


妈妈36岁那年,要在工作单位的国庆晚会上演唱民歌《十送红军》。她为自己设计剪裁了一件紧袖斜襟圆裾的藕荷色薄衫。我和妹妹坐在台下捧场,却张大嘴巴忘记鼓掌。之后,不断有同事和邻居来借着件短衫去赴宴或演出,但是她们后来都很沮丧地承认:谁也穿不出来妈妈的味道。


有谁能说清楚母亲的味道是什么?如果形容,用个不太贴切的比喻吧,我的妈妈类似薄荷,淡绿,清凉,还有一丝中药的苦涩。



(舒婷《妈妈的味道》全文)



毕淑敏


那些需要格外保护的东西,除了因为珍贵,就是因为脆弱。节日在给予我们真理的同时,更给予我们责任。


记得上初一的时候,一天上午,女教师对我们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们乖乖地坐着,从小到大,每年都要听到一次这样的开场白,下面的话不听也猜得出来:下午女教师都放假了,你们要自己复习功课……我们安安静静地等待意料中的下文,没想到老师说:“所有的女同学放假半天。”


这是我第一次过三八妇女节,第一次被人庄重地当作女人。那一天,北京下着春雪。纷纷扬扬的雪花和对于女人最初的感受,从此在我记忆的天空中永远飘荡……


我终于知道世界上有一些事情,是不能选择也不能改变的。造物主随手给了我们一张白纸你不可能再换一张。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在这张纸上,画美丽的画,写潇洒的字。


于是,每年临近三月,心中便有了企盼,盼那个完完全全属于我们的节日。那个下午终于到了,和女伴们去看一场久已慕名的电影;和女同学一起追忆遥远的往事;到公园里静静地走,任凭略带寒意的春风,吹起丝绸披肩的一角;看野外暖气霭然的大地,浮动若隐若现的青翠……


可惜“三八”不单是一个充满鲜花的节日,它的源头是一场血与火的抗争。饥寒交迫的女人,是无暇顾及美丽的。她们用自己的热血,为后来的女人们,争取了包括美丽在内的许多权利。


记得一位中年男子曾经悻悻地说:你们都有节日,惟独我没有。仔细想一想,好像也有道理:孩子们有儿童节,老人们有重阳节,青年人有“五四”……我说:你们也有节日,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他反驳说那是大家共有的节日,不算。我这才明白,节日就像一个国度,是有特定的领海和领空的。


是的,成年的男子们没有单独属于他们的节日,而我们有,我在感到由衷的自豪的同时,又生出淡淡的悲哀,淡淡的苦涩。他们没有自己的节日,但他们是公认的强者。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节日,但我们曾经是弱者,曾经地位卑下。那些需要格外保护的东西,除了因为珍贵,就是因为脆弱。节日在给予我们真理的同时,更给予我们责任。


女人因此有更多的苦,更多的累,更多的血汗与悲凉的泪。女人因此有更多的责任,更多的勇气,更多的优美的歌与深切的爱……


做个女人,在春风里迎来自己的节日,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选自毕淑敏《三月有我们的节日》)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上苍只有一次的馈赠。女人要格外珍惜生存的机遇,因为她们的一生更多艰难。我们是为了自己而生活着,不是为其它的任何人。


朋友,当我看你的信的时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仿佛听到你在远处悠长的叹息。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女人,青春已永远驶离她们的驿站,只把白帆悬挂在她们肩头。在辛劳了一辈子之后,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已不再需要自己。她们堕入空前的大失落,甚至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


丈夫孩子事业……这些沉甸甸的谷穗里,都有女人的汗水,但他们毕竟不是女人自身。女人是属于自己的,暮年的女人,象秋天的一株白杨,抖去纷繁的绿叶,露出树干上智慧的眼睛,独自探索生命的意义。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上苍只有一次的馈赠。女人要格外珍惜生存的机遇,因为她们的一生更多艰难。我们是为了自己而生活着,不是为其它的任何人。尽管我们曾经如此亲密,尽管我们说过不分离。但生命是单独的个体,无论怎样血肉交融,我们必须独自面临世界的风雨。 


女人要学会播种,即使是在一个没有收获的季节。女人太习惯以谷穗衡量是否丰收,殊不知有时播种就是一切。开心的钥匙不是挂在山崖上,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只要你感到是为自己而生活,世界也许就会在眼中变一个样子。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发表?自己对自己倾诉,会使心灵平和。练书法,为什么一定要展览?凝神屏气地书写,就是与天地古今的交融。教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到学校?做善事,为什么一定要别人知晓? 


他人的评判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评判,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权力。只要女人自己不嘲笑自己,只要女人不自认为自己不重要,谁又能让你低下高贵的头? 


生命是朴素的,它让女人领略了风光之后,回归到原始的平静。在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探讨中,女人更深刻地认识自身的价值。 


在生命所有的季节播种,喜悦存在于劳动的过程中。



(选自毕淑敏《女人,你究竟为谁而活》)



王安忆


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


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不知道的人都说上海话柔软可人,其实那指的是吴语,上海话几乎专挑吴语中硬的来的。


用上海话来说爱几乎不可能。


“喜欢”比“爱”这个字还温存些,可见上海的“爱”是实在的“爱”。


上海话用来说侠义倒是很好,都是斩钉截铁,一锤子定音的,有着一股江湖气。因此,说上海话的女人就总有着些侠士的意思,是和男人说得上话来,说的不是你我衷肠,而是天下道理。


不知道的人还说上海女性婉约,那也是指的吴越风气,上海女性是吴越中最硬的来的。她们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


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她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道理。


切莫以为有那几行悬铃木,上海这城市就是罗曼蒂克的了,这里面都是硬功夫,一砖一瓦堆砌起来。你使劲地嗅嗅这风,便可嗅出风里沥青味,还有海水的咸味和湿味,别看它拂你的脸时,很柔媚。


爬上哪一座房子的楼顶平台,看这城市,城市的粗砺便尽收你眼,那水泥的密密匝匝的匣子,蜂巢蚁穴似的,竟是有些狰狞的表情。


你也莫对那二十年、三十年的旧梦有什幺怀想,那只是前台的灯火,幕后也是这密密匝匝的蜂巢蚁穴,里头藏着的,也是咬牙切齿,摩拳擦掌的决心。


这地方真是没多少诗意的,歌也是那种打夯的歌。你只有看见工地上彻夜通明的灯,这里不响那里响的打桩机声,你还会感动一下,有一些激越的情感涌上心头。


这就是这城市创世纪的篇章,是要从宏观着眼的。而在那水泥狭缝般的楼底街道上蠕动的、如蚁的人生,你要他们有什幺样的诗情?


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气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们当女人。奋斗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


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而如她们这样首次登上舞台的角色,故事都是从头道起。


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


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



(选自王安忆《上海的女性》)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在她眼里,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小时候,姐姐上小学了,她最惧怕的是毛毛虫和图画课。她画出的人全有着一副极可怕的嘴脸,图画老师只能摇头,叹息也叹息不出了。有一次,她有点不舒服,可是有一项家庭作业却没有完成。那是一幅画,要画一个苹果。她好为难,哭了。妈妈说:“我来帮你画。”吃过晚饭,妈妈拿来姐姐的蜡笔和画纸,在灯下铺张开来。她决心要好好地画一个苹果,为姐姐雪耻。妈妈画得很仔细、很认真,运用了多种颜色。记得那是一个色彩极其复杂的苹果,一半红,一半绿,然后,红和绿渐渐接近、相交、汇合、融入。姐姐则躺在床上哭:“老师要一只红的。”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妈妈便说:“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半路出家学的大提琴终不成器。妈妈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无事烦恼,便这么劝我了。之后,我闲来无事,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她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写得飞快,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封信,随我去了。



(选自王安忆《风筝》)



迟子建


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的因素,但一种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我十七八年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女性观》,其中的一些观点,至今未变。我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紧密衔接,各有各的光明,各自照耀不同的天空,不可能谁取代谁,也别指望谁打倒谁。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女性与男性最大的区别,大多数的女性是会生育的,她们在生育过程中获得了对生命最直接、最鲜活的认知,所以从爱生活的角度、从包容的角度来讲,女性可能更浓烈一些。


不管现实多么严酷,我的内心依然涌动热泉,这就是我作品中的“暖”吧。其实暖是对人性有较高的期望值,也是一种宗教情怀。


对于文学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超验,这都是一个作家真实心灵的写照,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谁能说现实生活就一定是日升月落,而没有灵魂出窍的时刻呢?


我个人不喜欢给作家做性别划分,因为任何的性别划分,都带着某种傲慢与偏见,而任何的写作,其实都是个人化的写作……所以我是不喜欢给女作家定义的,也不喜欢贴性别标签。比如说王安忆、铁凝、方方,这些优秀的女作家,如果隐去她们作品的署名,你能看出它们一定就出自女作家之手吗?


女作家写女性的东西,应该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有一些女性色彩强烈的小说,特别个人化的东西,也有精彩之作。因为个人毕竟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但如果为迎合潮流,有意为之,那就是看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牢笼。这就需要女性有思想的深度,有心灵上真正的自由,这样才能有精神上真正的独立。当然社会也应为女性发展,提供更多的与男人同处的平等空间。


从自然属性来说,女性有善良、隐忍的性别特征,而且热爱大自然,对充满灵性的事物有着先天的直觉。所以女性成为作家——虽然我强调不要去给女性作家做标签,但我也承认,女性成为作家,确实有着一些比较先天的条件,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女巫多,男巫少。而很多优秀作品,是有“巫气”的。


这些年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看到一些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我有时真是失望,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无灵魂和操守。当然这里有社会拜金主义之风愈演愈烈的因素,让这样的女性形象大行其道。前天我给本科生上课谈到了元曲,关汉卿的戏剧,比如说《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包括马致远写昭君出塞的《汉宫秋》,这些名剧都赋予女性至高的位置。她们尽管在生活当中受到了爱情的压迫,她们最后的选择都是遵从自己的内心生活,而没有那么物质地屈从于这些剧里的官吏。再比如说像《红楼梦》里面,曹雪芹写的那些女性,尤三姐、晴雯,甚至黛玉——你看黛玉那么决绝地焚诗稿,这些女性形象,带着那个时代女性的尊严,虽然不排除有封建的因素,但一种女性天性当中的高贵和美好,一直存在。



(选自迟子建《我写作的“求经之路”》)

母亲的话,让我感动,又让我难过。我没有想到,这场两个人的电影,会给她那么大的触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母亲在,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啊。


母亲今春血压居高不下,我怀疑是故乡的寒冷气候使然,劝她来哈尔滨住上一段,换换水土。她来了。说也怪,她到后的第二天,血压就降了下来,恢复正常。我眼见着她的气色一天天好看起来,指甲透出玫瑰色的光泽。


她在春光中恢复了健康,心境自然好了起来。她爱打扮了,喜欢吃了,爱玩了,甚至偶尔还会哼哼歌。每天她跟我出去散步,看待每一株花的眼神都是怜惜的。按理说,哈尔滨的水质和空气都不如故乡的好,可她却如获新生,看来温暖是最好的良药啊。


白天,我看书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她从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摞书,受父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熟知哪个丫鬟是哪一府的,哪个小厮的主子又是谁。大约一周后,她把《红楼梦》放回去,对我说,后两卷她看得不细。母亲说《红楼梦》好看的还是前两卷,写的都是吃呀喝呀玩呀的事情,耐看。而且,宝玉和黛玉那时还天真着,哥哥妹妹斗嘴斗气是讨人喜欢的。到了后来,宝玉和宝钗一结婚,小说就不好看了。母亲对高鹗的续文尤其不能容忍,说他不懂趣味,硬写,把人都搞得那么惨,读来冷飕飕的。她对《红楼梦》的理解令我吃惊,起码,她强调了小说趣味性的重要。


母亲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直观朴素的。那段时问,我正看关于康有为的一些书籍,有天晚饭同她聊起康有为,她说,这个人不好啊,他撺掇着光绪闹变法,怎么样?变法失败了。他跑了。要是不听他,光绪帝能死吗?为了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拿来《慈禧与我》,说那里面有件事涉及到康有为,也能证明他的不仁不义。母亲翻来翻去,找不见那页了,她撇下书,对我说:“不管怎么着,连累了别人的人,不是好人啊。”康有为就这样被她给定了性……


有一天,我和母亲黄昏散步时路过文化宫,看见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在上映,立刻买了两张票。我知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奖。按照票上的时间,它应该开演五分钟了,我正为不能看到开头而懊恼呢,谁知到了小放映厅门口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这场电影只卖出这两张票,放映厅还没开呢。我找来放映员,他说坐飞机要是一个乘客,人家都得给飞,电影票呢,哪怕只卖出一张,他也会给放的。放映员打开门,为我和母亲放了专场电影。当银幕上出现了蒙古包、羊群和纯朴的牧民时,母亲慨叹了一句:“这是真景啊。”


母亲看过两部流行大片,对里面电脑制作的假景很反感,所以这真实的场景让她觉得亲切。故事很简单,一个女人征婚,要带着“无用”的丈夫嫁人。而这个丈夫之所以“废”了,是因为打井所致的。这背后透视出的是草原缺水的严峻现实。虽然它与多年前轰动一时的《老井》有似曾相识之处,但影片拍得朴素、自然、苍凉而又温暖,我和母亲被吸引住了,完整地把它看完了。出了影厅,只见大剧场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正在高潮,演员在台上热闹地和观众做着互动,掌声如潮。


我和母亲有些怅然地在夜色中归家,慨叹着好电影没人看。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叹息了一声对我说:“我明白了,你写的那些书,就跟咱俩看的电影似的,没多少人看啊。那些花里胡哨的书,就跟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一样,看的人多啊。”


母亲的话,让我感动,又让我难过。我没有想到,这场两个人的电影,会给她那么大的触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母亲在,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啊。



(选自迟子建《母亲的文化》)



国际妇女节快乐

Happy Women's Day 


世界因为女性而拥有了

丰富美妙的色彩

你的柔软和坚强

你的宽容与和善

你的热情和追求

你的勇敢和坚持

你的美好的一切

都在闪闪发光

最美好的祝福送给

每一位了不起的女性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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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刘现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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